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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

一位西方思想家曾经说过，决定人类行为的诸种力量中，有两种是最长期起作用的，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然而在我们的观念里，这两种最长期起作用的基本力量，在根本取向上又是矛盾的、相左的，甚至是相反的。经济在千方百计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宗教则似乎又在千方百计地抑制人们的物质欲望，指向精神超越！不过，马克斯·韦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西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教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的力量，那么，佛教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力量有没有得到实现？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没看到足够的论证，而马克斯·伟伯在论证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却对包括佛教、儒教的东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关系给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论证，认为佛教等东方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有一种抑制作用。返观佛教流传过程中的传统形态，特别是太虚大师所批评的“死鬼的佛教”，印顺法师所批评的“天神的佛教”，韦伯的说法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中国佛教发展至近现代而形成的人间佛教思想，可以说已经对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已经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佛教的时代取向，只是这种取向还有待我们进一步阐释申明，才能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成为便于操作实践的思想体系。

当然，人间佛教仍然作为一种解脱之道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基本力量不可能与经济这种基本力量进行直接的组合，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方基督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的本体理性，是通过伦理这种价值理性这一中介来对社会经济所体现的工具理性进行导引，发生作用的。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解脱之道所透显出的本体理性，也应该通过人文关怀这一价值理性中介，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发生适当的作用。

那么，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人文关怀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现时代一般的人文关怀是怎样的一种内容。当然，要明确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内容广泛而莫衷一是的问题。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在公共话语中，呈现的其实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人们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生存状况提出不同的价值关怀。不过，在这些不同角度的价值关怀中，有三种理念应该说是最根本的，这就是公正、博爱和自由，针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会充满激情地呼喊：公正至上！让世界充满爱！不自由，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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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说的公正、博爱和自由这些理念，从基本内涵上来讲，在各个文明体系中都是普遍共许的，但从具体范畴来说，它们基本上是属于西方文明系统中的话语，并且具有建基于西方社会发展之上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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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公正、博爱、自由其实源自于各个文明体系都具有的对真、善、美的诉求，而相对于真、善、美这些比较纯粹的理想诉求，公正、博爱、自由就秉具了一些西方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内涵。相应于“真”的“公正”范畴，已不再是“真”的对真理、真实的一般性追求，已成了一种同等地保护人的世俗权利的形式规范，所以也称为“形式公正”。相应于“善”的“博爱”范畴，已不再是一般的作为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良知“善”，而成了一种“爱人如己”式的对人的世俗权利的互相尊重和维护；相应于“美”的“自由”范畴，已不再是人类对冲破各种束缚的美妙境界的企求，而成了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前提的自我实现，所以也称为“消极自由”。可见，公正、博爱、自由其实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为核心的，这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话语系统中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

以“公正、博爱、自由”为主要范畴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话语系统中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使人的世俗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得到较好的保护，从而促进了人们对产权的让渡和交易，交易得到了自然扩展，经济社会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繁荣。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繁荣也导致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而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又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当然这里所说的流失的人文精神，主要还并不是指与西方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公正、博爱、自由”这一组规范对人的权利的保护，而是指作为“公正、博爱、自由”这一组规范的源泉的“真、善、美”这一人文精神核心理念的流失。也就是说，随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享乐主义的极端流行，“公正、博爱、自由”这一组规范作为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其本应含具的“真、善、美”的理想的光辉却越来越暗淡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进行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时期，似乎显得尤为严重！由于处于转型时期，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公正、博爱、自由”这一套规范，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建立，尚未获得这套规则规范的社会在已经被刺激起来的贪欲的驱使下，有可能“进入了兽性化的‘丛林状态’，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以自肥，无勺者偷凿大饭锅以取利，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固无从谈起，甚至旧体制下的按等级身份分配，也已乱了章法，形成了弱肉强食、‘按胆分配’，‘按爪分配’的状况。‘干部贪、班长肥，三千职工三千贼’。‘文人痞，农民匪，全民下海搅浑水’。于是便有了所谓道德危机。”（卞悟：公正为道德之基）要解决这种极其严重的道德危机，仅仅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建立“公正、博爱、自由”这套人文规范还似乎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不仅是这套人文规范有待建立，而且这套人文规范赖以建立的“真、善、美”价值体系，在我们这里也已混乱，并且，我们仅有的有关“真、善、美”价值理性的传统资源又是建立在一种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文化基础之上的，缺乏西方“真、善、美”价值理性植根于宗教传统基础之上而具有的深刻力量。这种特殊的因缘，就尤其需要人间佛教思想利用自然秉具的作为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长期起作用的基本力量的特性，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要人间佛教思想契理契机地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

那么，怎样才是人间佛教思想可以建立的契理契机的人文关怀呢？

当然，人间佛教思想建立的人文关怀首先还是要与现时代的经济社会伦理“公正、博爱、自由”相适应的，这样建立起来的人文关怀，才可能促进这一套伦理规范的建立，并进而可能对之进行适当的提升。

正是基于此，人间佛教可以在“公正”中加入“平等”，在“博爱”中加入“慈悲”，在“自由”中加入“解脱”，从而建立一套更有力量，更有前瞻性的人文关怀，进而更好地解决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公正”中加入“平等”的理念呢？这是因为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公正”观念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这种公正观，强调的仅仅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譬如，对于一场赛跑，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起点平等，还必须遵循同一种比赛规则，这就是规则平等。遵循起点平等、规则平等的比赛，在现时代经济社会伦理中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公正，至于结果平等则不是这种公正观所要求的内容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公正鼓励了竞争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平等，只是在现时代经济社会伦理中，这种结果不平等是被认为合理的。当然，这种结果不平等鼓励了竞争，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结果不平等也不全是由人的能力大小不同造成的，在人的能力大小不同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也加大了这种结果不平等。在诸多外在的因素中，起最大作用的还是体制性因素。譬如，资本这个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框架中，就有一种自然增值的作用，这种增值可以独立于资本拥有者的人为因素之外。由这种体制而造成的自然增值而加大的结果不平等，对于人的主观因素而言，显然不能称之为合理的。如何减少由这些不合理的体制因素而加大了的结果不平等，这在西方市场经济的体制内，就是采取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再分配原则，福利政策倾向于弱势群体，减少了结果不平等的程度。但是，这种方法还是主要从外在于主体的体制来着手的，并没有扭转人们着眼于从外在体制上谋求平等的取向，而说到底，这种外在体制虽然是人们创建来为人们自身利益服务的，但外在体制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异己性，对主体而言形成一种异化，这种异化的力量会扭曲主体能力的发挥，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利用这种异化的力量的自然增值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而越来越忽视对自身内在能力的开发，显然，这对人这种主体的自身发展极为不利。作为主体的人自身潜能开发的滞后，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的自主自觉性越来越差，人越来越成为了物质利益的奴隶，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在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物化中失去方向、走向岐途，最终导致衰败。所以要避免这种形式公正可能导致的悲剧，就必须将形式公正侧重外在形式的倾向适度转而为向内开发，由资本主义这种“物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而在这种将物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的努力中，人间佛教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

与形式公正不同，佛教所诉求的平等是因果平等，是指向内容的。“众生与佛心法性同，由生性而说因同，极至佛所证心法性而说果同。又由因同故谓众生皆有佛性，由果同故谓涅槃一味等味，”所以，“因果平等无有差别”。（吕澂：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讲要）这种因果平等指向人人都具有的潜能和潜能得到充分开发后的圆满境界，这是一种内在可能性，这是指向内在的人本主义，而非形式公正指向外在的形式主义、物本主义。正因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现时代所形成的形式公正规范具有一种外在的形式主义、物本主义特征，这就必然导致了人类社会在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使物质生活得到空前极大繁荣的同时，人自身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人对自身的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平衡？这主要就是因为人类经济社会的体制始终侧重在对外在形式规范的关注上，而在对人自身内在开发上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发展到现时代，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丰富的同时，却突显出了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肤浅，这就要求我们高扬人本主义。这时，仅仅依靠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基础上的形式公正这一类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显然已经不够，现在需要宗教这种强有力的基本力量的参与。而在所有宗教中，佛教，特别是人间佛教思想，其对人的潜能、人的智慧的开发、培养的高度重视，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要适时地高扬人间佛教的注重开发、培养人的潜能、智慧以实现因果平等的思想，使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形式公正思想的偏颇得到矫正，从而使内在与外在、内容与形式、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得到一种均衡的发展。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健康了。

那么，如何才能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内在潜能、智慧的开发与培养呢？这又要进一步引入人间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因为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形式公正规范的根源还是来自于“爱人如己”式的“博爱”这种道德律令的，而“爱人如己”式的“博爱”这种道德律令，说到底还是仅限于一种对人的外在权利的关注。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关爱的要求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个体之间的外在相关性，它要求的是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互相尊重他人的权利，并且象对待自己谋求权利一样帮助他人去获得他自己应得的权利。由这种博爱的道德律令才进一步产生了在人们之间建立形式公正规范的要求。但是，这里要求这种博爱处理的又仅仅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的共同的东西，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公开交易、让渡的权利，至于各人内在的诉求由于具有不可公开交易、让渡的特殊性，当然就不在这种博爱理念所处理的范围内了。存在主义哲学所谓的“他人即地狱”，就是在外在权利的视域中，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证了属于个人内在的诉求的不可交流性，但是假如真正把这种分属个人的内在诉求的不可交流性推至极端，视他人为地狱，那么仅仅关爱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易、让渡的权利的博爱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了，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地削弱，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分崩离析，成为一盘散沙了。

而人间佛教秉承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慈悲思想，就揭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可交流性，从而可以将人类社会引向真正的深度亲和、凝聚，使整个社会形成更大的合力。其实，无缘之慈、同体之悲也是一种极其平常的境界，只是我们总是被外在的执着所隔阂，不能虚怀澄心地体验它。只要我们虚怀澄心地去体验，我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举手示意，乃至扬眉瞬目之间的会心一笑，无不体现了无缘同体的不可思议性。所以，人与人之间除了需要互相尊重权利、互相促成权利实现的关爱，还要进行那些无微不至、深刻无比，既不可思议，又极其平常的无缘同体的慈悲沟通。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不仅实现了权利关爱，而且实现了无缘同体慈悲的本体沟通，世界才会更温暖，社会才会更高效，发展也才会更迅速！

然而，要实现这种无缘同体慈悲的本体沟通，还要进一步破除、解脱那些外在执着。人们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之所以顶多还是局限于爱人如己式的权利关爱之中，而不能体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式的本体沟通，关键还在于我们还时时为各种外在的执着所羁绊。虽然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公正规范、博爱诉求也是取向于自由的，但这些公正规范、博爱诉求顶多只能实现所谓的消极自由。当然，消极自由在保护各人的权利都不受他人侵犯的条件下实现自由的这一理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按照现代自由观的理念，各人的主观效用是不可比的，假如一个人以自己的主观效用为标准而强加于他人，企图实现所谓的积极自由，那么，他人的主观绩效就会受损，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绩效的受损，就会导致整体福利的降低，整体社会的自由度也都会随之降低，这是事与愿违的，得不偿失的。这里所谓积极自由的适得其反，主要障碍就在于各个个体的主观效用的不同。而这种各个个体主观效用的不同，主要还在于各个个体对外在事物的不同的评价，说到底还是由于外在执着的羁绊。反之，人们能破除各种外在执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解脱，各个个体主观效用的差异会减小，人们在互相尊重、维护对方的权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达成自我实现，这样，自由就会更加积极了，整个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社会会更加祥和！

得到了更多解脱的自由，由合理的消极不断走向更合理的积极，自由度加大了，人们的沟通、交流、理解也就更加容易了，互相的关爱，具备了更多的慈悲，人们之间具有了更多同体之感、无缘之亲，人与人之间也就会感到更多的平等。通过进一步的平等的慈悲关爱，积极提升，人们内在的智慧在增长，而增长了的内在智慧使人自身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人类心智会更健全，社会得到更加均衡的发展，社会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当然，人间佛教在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给公正注入平等，给博爱注入慈悲，给自由注入解脱，使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进而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均衡的过程中，还要始终注意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也会走向反面，适得其反的。

给公正注入平等时，要兼顾效率；给博爱注入慈悲时，要兼顾竞争；给自由注入解脱时，要兼顾规则。因为，人的智慧增长这一人间佛教人文关怀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的僵化指标，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一个时期，如果措施越过了人们现时智慧自觉的极限，就会导致虚假、伪善、欺骗。假如给公正注入平等时却不兼顾效率，就会导致平均主义盛行；假如给博爱注入慈悲时却不兼顾竞争，就会导致停滞甚至衰敝；假如给自由注入解脱时却不兼顾规则，就会导致失序、违规和混乱。所以，人间佛教建立人文关怀时，要特别注意过程的渐进性。一方面，平等、慈悲、解脱在作为佛教的终极关怀的范畴时，我们对其绝对性要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平等、慈悲、解脱在方便处理为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时，我们对其相对性要知道适可而止。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就要遵循这样的一种原则了，就是要“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人们智慧的增长，靠的是对那些终极关怀的绝对真理的多闻熏习。对于佛陀亲证之法印，我们，就整个社会而言，虽不能立至，但需要多闻熏习，接受熏陶，滋润心田。经过多闻熏习以后，我们就可能，也必须如理作意了。经过熏习，极高明的道理在我们的心智中成长，我们的意志取向就会得到适当的改变，变得越来越符合道的规则，这时我们的行为成为了“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之后，我们的意志在实践对象上得到或明或隐的实现，形成一种自然扩展的秩序，法随法行，这就够了。在这里，从“多闻熏习”，到“如理作意”，再到“法随法行”，会出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不断转化，也许表面上看来，会出现“道日损”而每况愈下的情形，但道在不断“下贯”而落实的同时却获得了愈来愈大的现实力量。巨大的现实力量的发生，对于道的显现，其实又是每下愈况的。获得了现实力量的“法”，会反过来推动意如其理，理合其道，随缘真如了。

依据“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建立的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平等、慈悲、解脱”的主张，要起到一种适度的作用，就要力戒那种对佛法作一种“至顿、至简、至圆”的实践了。也许，至顿、至简、至圆的修学践行，用在个人内在修持上，还是契合了某种根机的，但要推行到人文关怀的社会实践中，就会显得扞格不合了。
怎样才能将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恰如其分地推行到社会实践中？在这一点上，地处都市的佛教寺院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都市寺院地处人文底蕴深厚的都市，比起传统的山林寺院，它们具有更好的地缘优势，可以利用与人文荟萃的都市的人士的广泛深入接触，采用“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的路径，将佛教的平等、慈悲、解脱的智慧灌输到都市人文环境中去，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健全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健康均衡地发展。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应该首先由都市寺院来大力推行，这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都市寺院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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