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放生吉日_化世导俗保持位格——佛教如何发挥社会功能浅议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责任去深入思考，佛教的沧桑如何延续上个世纪的复苏，迎接下一个世纪的巨变。这是2500多年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一个机会。佛教在僧人和信众年轻化、知识化之后，与其他宗教、其他社会文化处于同一起点，是一个历史机遇。把握机遇，挑战未来，是我们这一代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机遇，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迎接挑战。这些挑战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异端等各个方面。佛教如何在与各种挑战的碰撞中充分发挥其“改造世界、引导风俗”的功能，继续保持其区别于其他思想文化和其他宗教派别的“地位”，成为新世纪佛教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就这一课题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行探讨，以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共同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第一，从“三法封缄”原理看可能性

755-79000云：“佛作为一种伟大的事业而出现在世间，为的是使众生认识自己的知识，洞察佛”。佛陀一生的一切活动，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一切众生他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什么，最后引导一切众生对佛陀的境界感兴趣。“开、显、悟、入”这四个动词用得非常恰当，充分显示了佛陀“改造世界、引导风俗”的毕生责任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精神。《识佛》是对佛陀45年的人生故事和300多次佛经相遇的高度概括。也是现存三藏十二经的统称。佛陀晚年提炼的“三法印”，如“诸道无常，诸法无明，涅槃无声”，是建立“佛识见”的基本标准。

“一切行为的无常”是指世间一切可动可变的事物，包括宇宙、生命、万物，都没有固定的实体，既不能永恒，也不能持久。知道这个道理，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的虚假，激发我们改造现实世界、完善现实生活的热情。

“诸法无我”是指世间万物都是因缘的虚假组合。一旦构成这个东西的各种条件聚合起来，这个东西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这告诉我们，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追求。并不是某些宗教宣扬的神灵主宰一切。

“涅槃无声”是人的精神升华到一定程度后的质的飞跃。人可以通过不断推进自己的主体生命，达到一种与世俗社会中的生死现象截然不同的永恒状态。它是一种精神不朽，是人的潜能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佛教追求的最高理想。

可见，“三法印”不仅衡量了“法”作为客观存在的正当性，也是佛教以生命为本、积极向上精神的真实写照。

第二，从历史变迁中看到必然

让我们越过仅仅是参观，回到2500多年前的印度。从看到星星悟道的第一个晚上，到罗谷渊第一次转法轮，再到漫长的45年悟道生涯，佛陀一生都在努力，所想的无非是改变世界和人心，让世界和人生回归本来面目，在自己的一切言行中保持佛教的本质。经过四十五年的开悟活动，佛陀老了。经过普通人的疏导和劝诫，佛陀涅槃了。佛的涅槃是精神升华后的必然归宿。“涅槃”本身就向人们表明，生老病死是一条铁律，谁也不能幸免。佛不是万能的，他也要接受自己身体老化腐朽的事实。但是，佛陀的生命活动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所能把握和应该把握的不朽成分，就是人要重生，死得轻。死亡的终结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把握和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生难得，佛家好闻”是佛陀一生修行的智慧结晶。充分揭示了佛教重视生命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为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注入了能量。

可惜佛陀涅槃后的一百多年，甚至更久，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虽然有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教条和僵化的思想。当时，出勤派长老出于对佛陀个人魅力的敬仰，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心态，出于对佛教精神的曲解，极力主张理论的坚持和实践的保守，反对一切新思想的产生，压制一切新活力的出现，排斥一切新思潮的激荡，使佛教内在的生机和活力难以旺盛。

但是，旧的终究会过去，新的必然会取代旧的，这是用佛教的“无常”理论来解释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留恋，佛教徒毅然走上了发挥佛祖初衷，摒弃成见和陋习的道路。佛教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民主自由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精神，各教派之风风起云涌。公元前四世纪，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全新佛教萌芽了。

新的会变成旧的，新的会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出现。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由于与社会脱节，思想迂腐，再次面临危机。只注重理论和教学的丰富性的经院化倾向严重制约了佛教的发展。时局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转移，给佛教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发展方向。针对这一变化，以Avaghoa、龙树、朱武、秦时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思想家应运而生。空口说白话，因势利导，他们没有违背佛理，也改变了世界。因此，佛教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那烂陀大学、超杰大学兴盛，佛学之辩、宗教间相互激荡成为普遍趋势。

并非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但返璞归真往往更可取。大乘佛教在经历了近七个世纪的辉煌后，却因刻意追求新奇而无法从密宗的泥潭中自拔。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围攻和同化下，诞生了新的佛教模式3354密宗，这是13世纪印度佛教的主流形式。密教的兴起，预示着印度佛教原有特色的丧失，也标志着佛教化世为俗的功能的消退。佛教已经成为一种过度追求生理潜能开发而非心理智慧的宗教。佛教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走出了印度。

作为其他地方佛教的伟大成就，中国的佛教已经走过了两千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佛教首次传入中国，可能是因为它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统治者的喜好，晚上梦见金人，派出使节取经，访问中国，翻译佛经，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从最初被误解为黄老学说的一个分支，到后来的儒家圣贤，中国人的胸怀在汉代还是很宽广的。佛教在传播之初是非常谨慎的，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个性。只是到了后来才真正变得明显。神通和功效是早期佛教的代名词。在与玄学互补、交融、分离的过程中，佛教逐渐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为与儒家思想并列的中国主流思想之一。

佛教经过汉初的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巩固了地位，从而为隋唐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魏晋玄学盛行，“说话神神秘秘，说话妙语连珠”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因此，佛教的“般若”思想有了大力弘扬的土壤。“竹林七贤六家”遥相呼应，佛力佛性盛行于玄朝。“格义”成为当时两者沟通的桥梁，也成为当时大量引进佛教经典的主要文本表达形式。南北朝时期，南北方一分为二，南方社会相对稳定，基本上可以把这个遗产传承下去。慧远、道生等一代佛家带头，佛性、涅槃等一系列佛教术语的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佛教与玄学的本质区别。由于北方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心惶惶，不安全，佛教致力于安抚人心，创造和平。罗氏、道安和僧肇成为当时的杰出人物，受到特别关注。该学派的出现也是南北朝佛教研究盛行的一个主要标志。寺庙的修建和石窟的挖掘成为佛教与艺术结合的完美结晶。

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社会文化和经济空前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盛唐的两大亮点，佛教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佛教徒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南北朝兴起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稳定和系统的佛教传播形式————教派。第三，天台、华严、法、禅、清净、法、隐都是相互辉映的。因此，佛教在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吉藏、知止、达摩集、成观、玄奘、窥基、易经、慧能、沈绣、道绰、善师徒、道玄、不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一大批佛祖。书籍众多，寺院众多，僧人众多，艺术辉煌，不仅有儒家经典，还有权威，立足社会，关爱百姓是隋唐佛教的显著特征。

宗派的兴起是佛教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但对各大宗派教义的过度阐述却使其陷入迂腐的窠臼，迂腐主义的出现是佛教脱离民众的开始。经过晚唐五代战乱的洗礼，佛教各大宗派逐渐衰落。除了禅、经因其朴质安逸而得以幸存外，其他门派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宋明时期虽略有复兴，但难以延续领先优势，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一去不复返。唐代佛教以禅和清净为主。禅宗和清净一直在民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其他佛教相继衰落的形势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熟悉禅宗的公案，在净土念佛

教育世人是目标，保持个人地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一旦失去了个人地位，佛教就不是佛教了，佛教的基本精神和超越功能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第三，从实际需求看必要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知兴亡”就是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可以说是教育界有识之士在知道兴衰之后做的一件事。时代变了。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信息传递超常、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佛教找准自己的定位，认清本、末、虚、实，把末还本，是当务之急。

首先，佛教在当今社会的恰当位置在哪里？百年来，从欧阳的“佛教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今生的必需品”到他的“佛教是普度众生的，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核心的正逢其时的佛教”，赵朴初的“勤习五大文明，高远境界，庄严国度，幸福亲情”，都是在敲打着时代的脉搏。因此，佛教只能也必须通过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把握时代的需求，接受各种先进的成果，进而引导人们的心灵得到逐步的净化，使先进的科技成果得到正确的应用。认为佛教是被动的隐士、对世界的厌恶的错误观念应该得到纠正，而试图夸大神秘怪异元素的宗教狂热应该被视为“终结”，佛教的自尊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应该被视为“空虚”。相反，立足社会、回应时代和机遇、造福人民、造福生命的教化活动才是佛教的“本质”，而将佛教融入现代生活、赋予佛教以鲜活生动、生机勃勃的面貌的行为才是佛教存在的“现实”。任何舍本逐末、推虚求实的做法，都是对佛法的歪曲，是对佛法智慧和生命的摧残。

其次，找到正确的定位后，佛教应该如何行动？俗话说，“知道容易，做起来难”。修行是佛教的灵魂。有人说“佛教的目的是解脱生死”，但佛教也说“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可见生死也不例外。这样看来，佛教的实践目标似乎就是改造世界，改造人心。佛教改造世界，引导世俗的功能，目的在于改造人心，改变社会风气。诚然，当今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奇术语层出不穷。基因、克隆、原始知识、纳米等。科技的发展对宗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佛教有勇气迎接这个挑战，因为佛教可以和科学自始至终齐头并进。从佛陀最初公布的“十四忆”，到“勤于学悟”中的“医智”和“巧工”，佛教始终将自己与科技区分开来，不压制、不干涉科技的发展，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弥补科学的偏差，同时积极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佛教对科学的态度和责任不会改变。基因研究人员曾预言“信息技术将使世界变得更小，而基因技术将改变世界”。随着世界变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解决矛盾是科技无法完成的事情，有时候法律也无法介入。这时候就需要宗教劝诫和伦理说教发挥作用了。佛教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它提供的不是简单的说教、武断的禁止和极端的恐吓，而是细致的分析和恐吓。“改造世界”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概念问题：为什么要改造世界？如何改造世界？这些都是掌握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设计和行动，而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那么改造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毁灭世界。虽然社会可以建立一系列规则来改造世界秩序，但是这些规则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呢？因此，宗教在协助“规则”发挥最大效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在解决民族矛盾，呼吁民族和解，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佛教也要积极参与其中，四处奔走，游说说服，积极充当和平大使。佛教宣扬贪、怒、痴是阻碍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三毒”思想，对维护世界秩序、指导世人有永恒的现实意义。贪婪，不会有对资源的无限制攫取，对非自有财产的掠夺和对基因技术的不道德使用；陈，不会有家庭矛盾、民族矛盾、地区战争；你疯了，就不会有邪教和迷信的传播。如果人人都有慈悲心，人人都能做到“八义”，世界就会有序，人类就会和谐共处。

当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佛教也要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贫富悬殊和能力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呼吁社会关注的同时，佛教还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利用其在信徒中的影响力，对社会中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给予经济和道义上的帮助，使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

佛教在充分发挥改造世界、引导世人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要牢记对自身“人格”的维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人格的宗教，必然会被其他宗教或社会思潮所同化和取代，比如印度佛教和中国现代佛教。保持人格的根本核心在于弘扬佛教不朽的理论精髓和积极的人生实践。积极探索如何将佛教的四谛、十二因缘、八义、三法印等理论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并对其进行全新的、正确的解读，是保持佛教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因此，未来佛教的重心应该放在理论的阐释和实践的发展上，这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维护佛教的“人格”，充分发挥其化佛为世、导俗为民的社会功能，是佛陀教法的宗旨，也是2500多年佛教史的基本任务。它具有强烈的理论可能性、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应当成为当今佛教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坚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