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鳅能放生到河里吗，放生的时候会有菩萨在吗 佛道思想与江淹诗赋中的生命

江淹（444—505），字文通，是南朝著名的诗赋家，他历仕宋齐梁三朝。但是，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同时期经历着起伏和波折，总体上来看，他的从政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在刘宋时期的起伏多舛阶段和在齐梁时期的平步青云阶段。江淹“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由于他早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他深入学习儒家经典，通过读书谋求功名利禄，以便获得仕途上的发展。生活中的江淹早年丧父，中年丧子、丧妻，晚年丧女，生活也颇为不幸，生命情感因此而受到深深地刺激。政治生涯中的不同经历以及生活中的不同遭遇促使江淹形成富有特性的生命意识。从表面上看来，江淹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入世，寻求在仕途上的发展，而从其内心深处来看，隐逸思想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隐逸思想又是通过佛道思想所体现出来。可以说，“外儒内佛”、“外儒内道”是江淹生命意识的真实表述，因此，从佛道思想的视角去解读江淹的生命意识，将会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江淹的文学思想。
一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来，到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杜牧有诗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中对南朝佛教的描写与当时佛教的实际发展状况基本相符。宋齐梁陈四朝统治下的江南佛教发展蔚为大观，在南朝诸帝王的扶植下，佛教几乎成为南朝的国教，佛教不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士大夫的心智生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本土流行的玄学思想极为盛行，佛学与玄学的碰撞与交流又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许多文人墨客都以谈论佛学和玄学为自豪，他们往往通过诗文词赋等文学作品来表现他们的佛学造诣，佛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正是在此一大文化环境中，江淹也创作了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他借助佛教的术语、故事来进行文学创作，增强了文学的新奇性和特异性，如引用了象征圣洁的“莲花”、佛教圣地“迦维罗卫”、“灵鹫山”以及净土思想等等来充实和拓展文学创作范围，同时，从这些诗文中也能透露出江淹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下的生命意识。
江淹在其《自序》中曾说：“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十三而孤，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所诵咏著，盖二十万言。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江淹自幼继承家学渊源，聪明好学、博览群书而又善著文章。江淹不仅熟悉儒家经典，而且对佛教经典也非常熟悉，“至如释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书，宣尼六艺之文，百氏兼该三术，靡不详其津要，而采摭冲玄，焕乎若睹于镜中，炳乎若明于掌内。”）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江淹的文学创作中善于吸收和引用佛教文学、思想等内容，而且，在他本人的思想、信仰中“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以至于他有“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的愿望表达，这充分说明佛教信仰对他的人生乃至生命意识都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江淹有别于其它士人的独特之处。
“佛教与赋尤其是南朝赋的表现手法上的联系虽然比较间接，确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我们从江淹的文学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到这种联系是如何密切和直接，这一点在江淹的《莲花赋》中可以看清楚。这是一篇讲佛教中的圣洁之物莲花引入文学中的上乘之作，赋的开头便写道：“余有莲华一池，爱之如金。宇宙之丽，难息绝气。聊书竹素，傥不灭焉。”“莲华”即通常我们所说的“莲花”，江淹在这里写作“莲华”，当是受了佛经《妙法莲华经》的影响，该经阐述了三乘方便、一乘真实以及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江淹以莲花为描写对象，描写了莲花不同于凡间其它植物，莲花“一为道珍，二为世瑞。发青莲于王宫，验奇花于陆地。”显示出莲花所具有的高洁而又清纯的性格特征，这种独特品格也象征了江淹本人在经历仕宦沉浮后所拥有的超然心态。
在江淹文学作品创作中，郭璞是对江淹文学思想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江郎才尽”中也正是由于郭璞向江淹索要五色笔之后才导致江淹创作的枯竭，他曾对《山海经》作过注，江淹的《遂古篇》就是仿效《山海经》的风格创作完成，其中就有取材于佛经的内容。如该篇中写道：“迦维罗卫道最尊兮，黄金之身谁能原兮。恒星不见颇可论兮，其说彬炳多圣言兮。六合之内理常诨兮。幽明诡怪令智惽兮。。“迦维罗卫”是佛陀释迦牟尼出生之地，也是佛陀在修菩萨行时经常提到地方，在《长阿含经》、《七佛父母姓字经》、《中阿含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诸多佛经中均有提及。其中，在《太子瑞应本起经》中的记载与江淹所描述的关系最为密切，经中写道：“菩萨于九十一劫，修道德。学佛意，通十地行，在一生补处。后生第四兜术天上，为诸天师，功成志就，神智无量，期运之至，当下作佛，托生天竺迦维罗卫国。父王名白净，聪睿仁贤，夫人曰妙，节义温良。迦维罗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兴，皆出于此。”迦维罗卫地处国家中央的尊贵位置，象征着佛教的与众不同和佛国世界的妙好殊胜。江淹把佛经故事引入诗文中，不仅给人们以一种奇特的感受，增添作品的奇特性，而且也显示了江淹对佛教的崇敬和赞美之情。
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佛教经典内容之外，江淹还在其诗赋中表现出对佛教义理的接受。他不满周岁的爱子江艽因病夭折，不仅儿子的生命消失了，就连江淹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阻断。为此，他作了著名的《伤爱子赋》以示哀悼和追思，表达出对生命的敬重，赋中写道：“然则生之乐兮亲与爱，内与外兮长与稚。伤弱子之冥冥，独幽泉而永闷。余无愆于苍祗，亦何怨于厚地旷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因果轮回和净土信仰是佛教思想中重要的内容，江淹在爱子夭折后，在不怨天怨地的情况下，为了化解因丧子带来的悲痛，他将人间哀思之情寄托于佛教信仰之中，希望能够在轮回世界中的佛国净土与爱子相见，通过这样的情感抒发，江淹的生命意识在信仰佛教中得以超越。
此外，他在被贬官之后写的《杂三言》五首中，也表现了江淹通过禅修思想来获得生命上的安顿，“余汩阻兮至南国，迹已徂兮心未扃。立孤台兮山岫，架半空兮江汀。”江淹在孤寂和落寞的贬官生涯中独自构建象台，“禅情于云径，守息心于端石。永结意于鹫山，长憔悴而不惜”。“鹫山”也就是“灵鹫山”，它是释迦牟尼成佛后经常说法的地方，中国禅宗盛传的“拈花微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灵鹫山，灵鹫山因此也成为佛教信仰者极度敬仰的圣地，江淹在诗中表达了“永结意于鹫山”的思想，是他虔心皈信于佛教的明显标志。这个佛国圣地是他在意识到生命的苦短和无奈之后，寻求心灵的安顿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虽然说，表面上看来江淹部分诗文中有些只是借用佛教的故事、言语来增强文学作品的新奇性和特异性，但实际上，历经仕途的艰险以及亲人的故去使江淹在生命哲学的思考上更为深入和提高，更近于佛教基本义理理解下的生命本质意义。“江淹一生对佛老和神仙都是信奉的”，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多次谈到对佛教信仰的接受以及由此表现出他从佛教义理方面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独特思考。但是，在老庄玄学思想和道教信仰兴盛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人们对佛教进行普遍的“格义”理解的基础上，同此时其它许多中国文人士大夫一样，江淹对佛教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本土的玄学和道教知识背景上去理解，将其视为是一种隐士的生命哲学。
除了皈信佛教之外，江淹对道教也情有独钟，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在探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终极诉求上与佛教具有同样的功用。经过刘宋时期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使道教在南朝发展出现了高潮，推动了文人士大夫对道教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道教神仙谱系确立之后，更使得道教的信仰内容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诸如加强了对神仙的崇敬和神仙生活的向往，将道教发展方向从早期道教转向神仙道教。其中，神仙道教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非常强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对生命的重视，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强化了对生命长生的追求。道教以追求长生不老为修行的一个主要目标，从道教的视角来看，生命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道教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修行途径去追求生命的不断延续及其永恒。
江淹熟读各类经典文献，除了儒家、佛教经典外，他还熟读道教经典，“海外果可学，岁暮诵仙经。”这些道教经典包括“李君道德之书”，即道教的重要经典著作《道德经》，此外，他还阅读过魏伯阳的《参同契》等重要的道教经典，“方验参同契，金灶炼神丹。”江淹在《自序》中自述自己谪居建安吴兴时的生活写道：“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着文章自娱。。在这期间，摆脱了政治上的纷争的江淹有充裕的时间去研读道教典籍，从道教经典中获得思想上的慰藉，生活过的无拘无束，怡然自得。在阅读道教经典的时候，他也通过采草药、炼丹、服食丹药等方法以求得生命的延续，“掇仙草于危峰，镌神丹于崩石。”由此可见，江淹不仅对道教经典比较熟悉，而且，他对道教思想比较熟悉，在他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教思想对他文学创作和生命意识的影响。可以说，道教中的求仙、归隐思想为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使他在仕途多舛和亲友辞世的情况下暂时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和安顿。
本来，江淹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很深，正是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的指导下，他积极参与政治，希望通过仕途获得功名利禄，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三不朽的境界。然而，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不幸遭遇使江淹通过儒家思想表现生命意识受阻，而这些艰难经历则犹如催化剂，使江淹生命意识中的神仙道教思想倾向逐渐凸现出来，通过我们对江淹在这段时期所作的诗文中的一种游仙诗的阅读和领悟，便可以看出江淹对隐士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游仙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题材，最早出现“游仙”类诗文的《昭明文选》曾选取了晋代郭璞的七首诗和何劭的一首诗，郭璞被视为游仙诗的开创者。始于晋代的游仙诗在南朝文士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无论是其创作数量还是质量比前代都有所提高。其中以江淹和沈约的游仙诗为最。从内容上看，这些游仙诗或表达了作者对神仙生活的向往，或表达了作者对隐逸避世生活的追求，这也是游仙诗的主旨，在现存江淹诗赋中有一定数量的游仙诗，诸如《釆石上菖蒲》、《赠炼丹法和殷长史》、《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渡西塞望江上诸山》、《游黄檗山》、《草木颂十五首》、《云山赞四首》和《还故园》等等。江淹游仙诗的形成固然有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但是，从“江郎才尽”的故事中暗示出江淹的游仙诗在很大程度上曾受到郭璞思想的影响，江淹在诗中表现出他愤世嫉俗和归隐求仙的思想与郭璞游仙诗中的思想品格极为相似。(关于江淹与郭璞游仙诗思想中的生命意识之关联，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道教中的隐士和神仙思想在江淹的生命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江淹自幼“爱奇尚异”的性格使他早年便爱慕隐居不仕、特立独行的梁伯鸾。梁伯鸾是后汉人，史称“伯鸾清高”，行为高洁，成为当时希望洁身自好的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梁伯鸾后来演变成为道教中的真人，掌管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七洞。江淹诗赋中有三处提到隐士梁伯鸾，“伯鸾兮已远，名山大川兮不返。”“及年岁之未晏，愿匡坐于霸山。”“每承梁伯鸾卧于会稽之墅，高伯达坐于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及也。”这些都是以梁伯鸾的逍遥于世的姿态为效仿对象，追求这种隐士生活成为江淹生命的寄托。
泰始六年(470)，江淹奉诏前往荆州任巴陵王右常侍，在登庐山途中作诗《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一首，“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恩托后旌。”江淹在诗中提到了“广成”和“淮南”，这是道教中的仙人广成子和炼丹家淮南王刘安，并且通过庐山胜境的细致描写，展示了作者对成仙的渴望和仙人生活的向往。并且隐隐透漏出作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的隐逸生命观。
《釆石上菖蒲》是江淹被贬时期所作的一首诗，诗中写道：“琼琴久尘芜，金镜废不看。不见空闺里，纵横愁思端。缓步遵汀渚，扬木世泛波澜。窦至烟水流，绿缓桂涵丹。凭酒意未悦，半景方自叹。每为忧见及，杜若讵能宽?冀采石上草，得以驻余颜。赤鲤傥可乘，云雾不复还。”从京师左迁至边地，独自漫步在江堤的江淹心情非常郁闷，诗人虽然面对的是一幅美景，但是压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在江淹的视野中所有这一切美景都是灰暗的。他希望能够通过向品质高洁的香草杜若学习来排遣心中郁闷的块垒，但是，这种人间的种种束缚又如何能够摆脱?因此，他希望能够通过服药求仙的办法来获得解脱，达到自己生命的新境界。
此外，在同一时期所作的《游黄檗山》诗中也表现出了江淹的归隐思想，“秦皇慕隐论，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所若同远好，临风载悠然。”通过秦皇汉武对隐逸求仙的描写，反衬出诗人强烈渴望归隐的心情，这也是江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抒发出的内心感叹，是他无奈中生命意识的反映。《草木颂十五首》以十五种草木特有品行为歌颂对象，表达出愿以草木高洁品行为追求目标，寻求一丝精神寄托的理想，诗歌具有较浓的游仙意味。《云山赞四首》分别描写了传说中的仙人王子乔、阴长生和仙女弄玉以及借以乘驾升仙的白云，表达出作者对于成仙的强烈渴望之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主题思想都是作者生命意识的流露。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隐土往往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造成的一种暂时生存状态，而并不是真正地远离世界而不问世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将会积极人世参与社会活动，江淹诗赋中所体现出的隐逸思想却并非如此。如果说逆境中的江淹在文学作品中吸纳道教思想是对无奈现实的慨叹，是抒发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之情，那么，在顺境中江淹关于道教隐逸思想的表达可以说是他生命意识的真实流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之后想要真正追求的一种生活。在齐梁时期，随着江淹仕途上一帆风顺，官爵日渐显赫，“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这种平稳、安逸的生活使得江淹专注于退隐而保存全身和追求恬淡生活的人生态度。而这种道教思想的情感流露在他的《自序》中有所表现，他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卜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从中表现出他羡慕道教中仙人的超然生活态度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江淹爱道求仙、不愿追逐名利的生命哲学思想正是受道教思想影响的重要表现。
江淹在政治、人生失意和受挫的时候，尤其是被贬建安期间，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佛教和道教典籍，为他的生命意识注入了宗教信仰的成分，而亲人的故去又加强了他从佛道二教的角度去思考和审视人的生命意识，由此达到对生命价值、意义认识的新高度和新境界。即使如此，江淹生命意识中的佛道二教思想并非同等重要，在江淹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从他引用典故、人物的数量及熟悉程度，还是从诗赋中蕴含的宗教思想来看，他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要大于佛教，而他对佛教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脱离中国本土文化——玄学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他是从玄学和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去理解佛教，从而将佛教理解为一种超然的隐逸的生命哲学。正是在佛道信仰的双重影响下，江淹虽然对仕途和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但是，他在更多时候表现出一副淡泊和超然的人生态度，这也是他的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从江淹有关佛道思想的文学作品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他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意识，这是我们研究南朝文士生命意识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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