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乌龟和泥鳅鱼的功德，汉传佛教教育的情况分析

企业在发展中要不断对自己的资产作出评估，并对评估的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于自身存在的状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虽然这种工作常被用在经济方面，但目前用于社会状况的评估和分析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人口状况的评估与分析等。在正确评估与分析之后，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以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由于目的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才使得行业进入良性循环，取得可喜的社会效益。

就佛教教育发表议论、建言献策的文章不在少数，但由于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理论无法用以指导实践。所以我认为，对佛教教育做一些基本评估和分析，对有志于佛教教育者是有参照价值的。这是写作本文的动因。

有人对佛教的发展前景不乐观，归根结底无非是说僧才短缺，僧尼素质偏低；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人才论，在佛教界、学术界和宗教工作者中几乎是人所共知，其结果怎样呢？也有人比较乐观，说现在出家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出家人中有不少到国外留学回来的硕士、博士，等等，不一而足。

我以为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盲目的悲观和没有根据的乐观都是没有道理的，都会使我们对于佛教教育的形势作出错误判断。

佛教教育不仅是院校教育，也包括寺院的丛林教育。以僧团素质的提高为佛教教育的核心而论，我以为佛教教育至少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1、佛教教育中的僧教育
最先提出僧教育这个概念的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太虚大师。这一概念涵盖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出家众，意即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接受僧教育，少者在寺院和学院养成僧格，老者在丛林培植增加宗教品质。僧教育是太虚大师关于出家众接受终身教育的倡导。僧教育的概念远比院校教育宽泛得多。在太虚大师以前，不论是十方选贤丛林，还是十方子孙丛林，僧教育的概念虽然没有被直接提出来，但是在丛林制度的环境中、在强调戒法、因果的学风道风下，师徒之间的传、帮、带是牢固而有成色的。不但成就了个人的法身慧命，缔结了师承法脉，而且建立了宗风、家风。

对目前僧教育的基本评估：据初步统计，我国大约有二十多万僧尼。我们目前还无法对全国僧尼的来源、文化、健康状况、信仰质量以及综合素质得出定量分析。但是，以寺院常住僧人和戒场受戒对象为例来看，其主要来源在农村，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一数字表明，僧人的文化、卫生、健康、智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容忽视。在僧教育中，以信仰为目的的教育当然应置于教育的首位，但如何提高僧团的总体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却是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面积的以提高文化素质为基础的工作，其他与僧教育相关的工作就没有着落。

从目前的状况看，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全文盲、半文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小，而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居多。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只占百分之三。福建省和广东省是佛教大省，出家人相对较多。出家以后能接受佛教教育的还是少数，有相当多的出家人没有接受佛教教育的要求或没有机会受教育。造成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居高不下。尤其是三十五岁以上至八十岁不等的僧尼中，由于时代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的僧尼，在这个人群中只是少数。

在国家强调提高全民素质，接受终身教育的今天，采取怎样的措施使出家众不断地受到教育，是各级佛教协会和丛林寺院要面对的问题。解决不至于因社会文明进步、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教育的普及、信众素质的提高、寺院管理的社会化造成僧团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拉大、形成反差、造成不良的社会观感等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二十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决贯彻，社会环境逐步变暖，生存空间相对宽松，和旧中国相比僧团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八亿农民的综合素质相比，僧团的素质也不在其下。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人们对精神领域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社会管理的优质化，也对僧尼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可以说任何一个时期，社会对于佛教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状况如此，反求诸己，原因还是可以找到的。

首先，由于出家制度不健全，造成了不少人健康水平不高，甚至心身有残疾的人也混入佛门，从而使得僧团的文化、信仰综合素质得不到有力的保证。

其次，丛林教育没有制度保障。历史上丛林就是锻炼僧才的学校，一代代的僧才在丛林中成长起来。丛林中除了以因果观念为人事评价标准外，还有一整套相互关联、利于形成良好学风、道风的丛林制度。这种制度的结果是老有所养、少有所学，向道的僧人品格在其间逐渐形成。每一个僧人的道德在僧团中得到基本公正的评价。

在谈到僧团素质时，也不可忽视外在环境对僧团造成的客观影响。多元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主体，各文化之间的对话，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对话，不同政体之间的对话，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我们的视听。佛教的原教义在得到认识弘扬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其他思想文化稀释。如因果、智慧、慈悲、平等等基本的佛教教义，在现代人的宣教中无不打上时代的印痕。如人间佛教、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从教义上还需找到牢固的联接。如生活禅、现代禅、安祥禅、一行禅等，还要摸索出一整套成系统的经典、理念、修行方法，逐渐形成新的传统。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经济观念冲击着每个人，寺院和僧团以及个人也不例外。在经济的考量面前，每个人会交出不同的答卷，我们的生存态度、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如果僧格不能得到有力的升华，如果因果观念得不到强化，如果宗教情操得不到认同，不是主流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僧团，怎敌得了这强大的“金融风暴”。

2、佛教教育中的院校教育
我国三大语系目前有三十四所初、中、高佛教院校。分四级办学，即：国家级院校，例如中国佛学院、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省级佛学院，例如福建省佛学院、江西省佛学院等；另有寺院佛学院和寺院培训班等。

院校教育的基本情况：一类是有校名、有经费、有师资的；一类是有校名、有经费、没有师资的，或者有师资无经费的；一类是有校名、无经费、无师资的“二无”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从数量上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会以为佛教院校教育办得很不错。其实，这种状态，不但不能很有效地搞好佛教的院校教育，反而分散了人力物力。这是当前急需纠正的。

任何一种教育的主体一定是受教育的学生，而不是办教育的人。主体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质量。中国佛教院校教育的主体和寺院僧团一样，大多来源于农村，以受过初中、高中教育的为主，文化补习确实成了佛教院校教育的长期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在接受佛学教育的同时，要大量补习以往的社会科学知识。出家一、二年就进入佛教院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寺院或教会，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对丛林的适应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为了学之有用，有人提出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一筹莫展。因为，教育还必须照教育的规律办事，违反这个规律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学生的去向上，还俗与留洋是相当严峻的现实。一个人出家是不易的，一个人还俗同样很难。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接受了佛教长达三、四年的教育之后，反而背离了佛教，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成之后无用武之地。造成这一原因的关键在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院校学生毕业以后的保障性文件出台，如生活待遇、使用规定等。有不少学僧把到海外留学当成出路，而到海外留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可想而知的，如语言、生活保障等。目前斯里兰卡留学的学生有三十多个，有的是公费，有的是公派自费，有的是自费。英国、缅甸、泰国、韩国等都有我们的留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如何使用，谁也无法回答。要解决僧才的流失，我想建立人才库实在是需要的。

教学所使用的教材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和人才的培养质量。办学如果没有统一的、经一定权威机构审定的、分级分类的教科书，而是任由办学单位自行设定，其教学质量是可想而知的。目前由于教师短缺，因人开课形成风尚，教师中的法师更是短缺，局面也不是很稳定。编写统一的教材曾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几经波折，终因经费筹集不到位而告吹。有志于院校教育的法师，便自行以寺院或院校名义，召集社会专家人等进行教材的编写，虽然已经有新编的教材面世，让人看到了希望，但是较之佛教各类教材的需求，也还是杯水车薪。要想形成体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佛教院校教育毫无疑问是以法师为教师的主体，这不是厚此薄彼的问题，而是由这一教育的需求人群所决定的。即使社会教育再好，对于佛教教育来说也只能是借鉴，而无法取代。但是，目前的佛教院校教育中由于法师不到位，而形成社会外聘教师以绝对的优势占据讲台的局面，使佛教通过教育树立学僧信心的目的无法完成。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把佛教教育提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我认为也只是佛教教育的再确认。佛教界的仁人志士是否因赵会长的大声疾呼而真正认识到了佛教教育和僧才的重要性呢？就我所知，佛教界办事，不是没有人，也不是没有钱，更不是没有场所，而是认识不深刻、不到位，这就使得解决这类问题时枝枝蔓蔓，裹足不前。有人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国家教委不承认、佛协和丛林没有相关的待遇，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僧才“待机状态”，都是佛教教育一筹莫展的成因。
在对这一状况分析时我们也看到，佛教教育的历史不足百年，积累是不够的，也是在被动的状态下，事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看成佛教教育先天不足的历史根源。

同时，我们在客观分析的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上海会议”之后佛教院校如雨后春笋，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也纷纷出现，佛教刊物也有二十七家之多，佛教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一批批接受过佛教院校教育的学僧正走向寺院管理、弘法的重要岗位。如果丛林教育和佛教院校教育能够得到不断的强化，形成制度，佛教一定能走出人才青黄不接的低谷，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