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附近有没有放生群的地方，中华茶奥会亮相杭州

一、放生鸽子的功德和利益

1、佛教在线浙江讯近日，第三届中华茶奥会在浙江杭州圆满落幕，吸引了11个国家以及中国国内18个省市地区的茶人参赛、互动，他们斗茶、品茶、玩茶，不亦乐乎。

2、深秋的杭州，茶香伴着桂子香。被中外茶业界追捧的第三届中华茶奥会就在深秋的杭州拉上了帷幕。回顾短短两天会期，若问哪个赛事受观众青睐，仿佛穿越剧般的仿宋茗战，绝对算是人气最高之一。

3、仿宋茗战的赛事，顾名思义，就是仿照宋式茗战，大家一起来斗茶。该赛事分为少儿组、老年组、大学生组、外宾组，不仅汇集了男女老少，连来自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韩国、法国、墨西哥等国的友人也来参加。当他们身着汉服，甫一亮相，本身便是一道风景。

4、斗茶赛的现场，热闹非凡。少儿组里，一群差不多上小学五六年级的选手。在老年组，可以看到花甲古稀之年的选手个个如青壮年般精神百倍，他们的目光都专注在了手中的茶汤上。点茶、斗茶成为紧张生活中既健康又充满的乐趣的调剂，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玩茶、喜欢茶。

5、比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传统性地将南宋的斗茶恢复过来，不仅传承技艺，也在传递这种生活化的氛围，男女老少都可以斗。日本茶道源于中国，但现在依然延续着严谨的程序和规则。而其实当时的宋式斗茶，不仅在皇宫盛行，民间百姓也以此为乐，当时是非常宽松的氛围，也是极具生活化的，没什么流派，甚至在古书记载中，还有街头上古人挑着担子斗茶的。

6、与斗茶赛的人声鼎沸相比，走到茶席设计大赛的现场，观众则忍不住放低声音和脚步，被意境悠远的一隅茶席吸引。例如有选手，把茶席布置在树下。整个茶席宛如一只透明的茶船，清澈的山泉遇见茶，从习茶之初、习茶当下、习茶之末，来感悟人之初、人之本、人之未的过程。希望作为茶人，能够怀有澄明空灵的心怀，去感悟人生。

7、现场还有杭州的姑娘，用当地有名的西湖龙井、九曲红梅———一绿一红两款茶，拼出了G20的Logo图案。乳白色的茶具位列其中，简洁、大方；还有人搬来了稻谷，呈现农家季节的五谷丰登；还有云南少数民族选手，将颇具特色的拉祜族风情展现在茶席上……

8、两天的茶奥会，掀起了整个杭州市的观茶浪潮。当地不少市民每天准时到场地，连续跟进比赛，常从这场看到下场，一待就是一天，和奥运会时看球赛一样，都成了忠实的“茶迷”。

9、“本届茶奥会举办了包含茶艺大赛、‘茶+’调饮赛、茶品赛等5个项目16个组别的比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五大赛共产生了金奖23名，银奖49名，铜奖80名，优秀奖116名。邀请嘉宾620余人，参与人员5000余人，观摩人员近万人。”主办方介绍说。

10、作为中国首个以茶为主题的奥林匹克盛会，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茶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杭州的一件盛事。中华茶奥会的举办，有利于带动茶旅经济的发展，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弘扬“茶为国饮”，建设“杭为茶都”。

二、常州放生池

1、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宋代，于民国后期渐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保护重点寺庙，多次拨款整理修缮。

2、据现有资料，印度僧人慧理于东晋咸和初来杭卓锡结庵，接连兴建几座寺院。咸和元年（326年）建灵鹫寺，咸和三年建灵鹫寺，咸和五年建成翻经院（今下天竺法镜寺），此为杭州佛教传布之始。据《灵隐寺志开山卷》载，“慧理边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南朝时，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尤甚，将佛教奉为“国教”。当时钱塘县（今杭州），建的主要佛寺有：南齐（479—502年）僧人昙超在玉泉建净空寺，建武年间（494—198年）普正大师建下天真寺；梁天监年间（502—519年）钱塘人朱异舍宅为寺，在江涨桥建众安寺；陈天嘉初年有僧人在孤山建永福寺，即宋时的广化寺。在杭州郊县建立的一批寺庙，有梁大同初在富阳之西建国荣寺（即永宁寺）；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在临安之西建竹林寺（宋时改海会寺）。

3、隋朝统一中国，隋文帝改变周武帝废佛政策，推行佛教，下令修复毁废寺院。隋炀帝笃信佛教，对浙江天台山的智(岂页)尤为尊敬，为天台宗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除印度名僧宝掌来核算在中天竺建道场外，圣达贞观法师曾至天台山参谒求法，扩建下天竺翻经院，成为在杭州传布天台教规第一人。

4、自唐、五代至宋，历代帝王以进行名义支持佛教传播，使杭州佛刹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东南佛国。唐时，杭州新建寺院无数，著名的有圆觉天台寺、凤林寺、招贤寺、真如寺、虎跑寺、龙兴千佛寺、圣果寺、真际院等。不少全国著名高僧也先后去集杭城，有著名诗僧韬光、有被誉为“僧中十哲”的道际（即西岭和尚）、还有圆修（即道林）、寰中、道峰、法诜以及径开山祖师法钦（即道钦）等。圆修于长庆年间（821—824年）居凤林寺（今杭州饭店旧址），他在寺前大树上巢居修行四十年，人自然资源鸟窠禅师，自然资源该寺为“喜鹊寺”。寰中禅师，于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在大慈山下建广福院，由唐宪宗赐院额，自然资源虎跑寺。道钦于唐天宝初，自昆山经丹徒从玄素受法后云游来浙，在余杭径山立寺传法，唐代宗赐号国一大师。唐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年），武宗李炎“恶僧尼耗蠹天下”，命令废全国佛寺，僧尼还俗，毁铜佛和钟、磬，收缴铸钱，佛教典籍废毁散失严重，史称“会昌法难”。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年），再次“灭佛”。灭佛运动在北方影响甚大，而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国的佛教仍盛行。杭州灵隐寺等寺庙虽受到了破坏，但在吴越兴佛的条件下，获存佛寺达480所（《中国佛教》75页）。

5、五代时期，杭城寺院遍布，佛塔林立。据《咸淳临安志》载，吴蘧时，仅杭州扩建的寺院可查的就有二百余所。除重建灵隐寺，扩大规模并改建下天竺五百罗汉院，扩建中天竺寺，改名崇寿院外，还于唐天祐元年（904年）在钱镠受封吴王时，首建南塔，后建成塔院名梵寿院外；后晋天福元年（936年）钱元瓘即吴越王位时建昭庆寺；钱弘俶即位后，在灵隐青林洞造摩崖石刻，在南屏山下创建了慧日永明院（今净慈寺）。五代吴越时新建的大批寺庙中，著名的有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寺的六通寺、南高峰的荣国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灵峰寺、云栖寺、玛瑙寺、清莲寺等。现在杭城有名的六和塔、保俶塔、白塔以及已倒坍的雷峰塔均为吴越时所建。灵隐寺经幢也系吴越遗物。吴越历代钱王对高僧名师也很崇敬，如尊法眼宗创始人文效力弟子德韶为吴越国师，并延请高僧住持杭城名刹。于南屏山下建慧日永明院后，即邀请衢州高僧道潜住院，延寿（即永明禅师）主持重建灵隐寺，殿宇房舍多达1300余间，继道潜后任慧日永明院住持。

6、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佛教继续受到保护，杭州佛教发展进入高峰期。灵隐寺在吴越扩建的基础上，又获宋皇室赐田13,000余亩，再次扩建殿宇、僧舍。宋乾德四年（966年），在飞来峰下，雕刻的一尊石刻弥勒像，肥头丰颊、大腹便便、坐倚布袋，喜笑自若，至今受到游人喜爱。杭州是南宋京都，由于佛学兴盛，四方来杭参学游方的僧人日益增多。宋高宗时，杭州寺庙由祀庙、斋宫逐步发展成家庙。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杭州僧人思净将保塔下秦皇缆船石凿成半身弥勒佛像，俗称“大佛头”，后建成大佛院。南宋后期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等挂单僧人多时达1700余人，成批日本僧人也纷纷渡海来杭求法。

7、元代，杭州佛教突出的成就，是在飞来峰、吴山宝成寺等处留下一批有蒙藏技法特色的摩崖石刻佛像，其造型生动，艺术价值之高为国内罕见，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元末杭城寺庙，大多毁坏。

8、明代初，一些佛寺得到重建。明太祖朱元璋下旨重建上天竺观音菩萨殿，逐渐吸引了四方信众。每年春节后至端午，农夫村姑成群结队来到杭州上天竺烧香拜佛，又开始形成了热闹的香市。据明代张岱《西湖香市记》所称，进香的善男信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这一香市习俗延续至今。

9、清康熙、乾隆两朝，对杭州佛门颇为崇信。康熙六次南巡，五到杭州并上灵竺；乾隆六次南巡，六到杭州，十上灵竺；在寺庙留下了御题匾额。清道光后，国势衰落，佛教也逐渐不振。

10、太平天国起义，杭州佛教的一些寺庙受到了破坏。清朝同治后，杭州佛教稍有恢复，月霞法师在海潮寺办华严学院，无觉、巨赞两法师在灵峰寺办武林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