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放生和亲自放生功德哪个大_现代社会多元特性与人间佛教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独立的多元社会。海峡两岸的早期现代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束，之后开始向现代社会跨越。随着内地开放自治时代的到来，寺院与旅游管理部门、文物管理部门、投资寺院的企业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得到了梳理。僧侣和佛教徒独立管理寺院或宗教活动场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台湾省，各种流派、各种层次的佛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开放的时代为不同根源、不同宗教需求的人提供了多种自由选择和实现方式。汇聚于人间佛教取向的宗教团体和寺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和多层次的结构，它们相互分离，各具特色。同时，要努力实现各宗教团体和寺院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开放、独立、多元特征在人间佛教潮流中的体现。

此前，学术界已注意到并区分了海峡两岸佛教界直接继承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和发扬尹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宗教团体和寺院之间的差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共同倡导人间佛教道路的代表人物与邪教所依赖的佛教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实践人间佛教过程中的特点。

一，现代思维倾向及其多重表现

毫无疑问，太虚和印顺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倾向，但就其思想而言，他们仍然倾向于与真正的唯心主义体系、温和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唯一的知识分子体系相区别。人间佛教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提倡者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太虚强调真正的理想主义，而尹顺说：“他确实对孔宗的根本义有广泛的同情。”作为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实践者，赵朴老和星云、盛宴，甚至阎正大师都倾向于真实、正常的唯心主义，这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基础，与倾向于中庸的殷顺、法尊有明显的区别。从表面上看，主张唯知识论的欧阳渐和吕蒙并不赞成佛教创新，尽管本质上并非如此。为什么他们的佛教思想如此暧昧？为什么真正的唯心主义在当代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除了真正的唯心主义是汉传佛教最大的因素之外，就当代而言，这大概也是和现代人的需求分不开的。赵朴初认为，“菩萨成佛，就是大解脱，大自由，永远的欢喜清净。这是大乘佛教菩萨的最终结果。”把菩萨的行为归结为永远快乐和自觉，这是真正唯心主义的典型体现，在中国佛教中尤其得到发扬。在台湾省，可以说星云明确倡导的真唯心主义是最典型的，佛光山的人间佛教与此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他推动佛光山发展最重要的思想动力。

首先，真正的理想主义体现了更多的人的自主性，即强调真实的自我，容易被中国很多社会阶层接受。从文化基因来看，与大乘平庸体系和唯意识体系相比，真唯心主义体系在秉承佛教独特的超然——空观和无我论的同时，保留了更多的人性主体性，即其余空、法身实、自性纯。这与对知识分子影响更大的殷顺、梦露的理论不同。中观体系的空无我论，确实是理论上最透彻的。唯一的知识部门不如中间的知识部门彻底。本部主旨认识到五官(眼、耳、鼻、舌、身)都是空的，人的意识是“一体”或空的。然而，最后的知识“依赖于他”和阿拉耶的知识“成为现实”并不是空的。真唯心系认为“真清净心3354清净心不空，有无量功德”。换句话说，众生本能的其他欲望是空的，但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追求解脱是真实的。在众生的烦恼中，隐藏着原本纯净的如来身。所以叫如来。对于深受儒家性善论影响，总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否定和控制其他生命本能的欲望，甚至否定解放的欲望，都是不可接受的。3354他们很难理解中观和意识论中的空与有、否定与承认的相互转化。这只有对印度文化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虽然弘扬中观的三大学派和弘扬唯识的法香宗在中国历史上未能长久流传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内在原因是其理论基点的自主性并不那么鲜明。真正的唯心主义高举众生皆可成佛的旗帜，明确承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个人虽然卑微，但不是儒家家庭价值观控制下对家庭负有无限义务的一员，也不是法家民族主义价值观控制下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并且完全拥有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权利(无论出身多么高贵，地位多么显赫)和独立的权利(成佛)。摆脱各种控制约束，就是自由，就是自主，生命从中释放出无穷的活力。个人如此，由个人组成的宗教组织也是如此。这就是如来藏3354所谓的真唯心主义的独创性吗？由此不难看出，真正的理想主义所保留的生命主体性，与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演变而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人权平等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只有真正的唯心主义才具有与西方新教相似的共性。实事求是地说，赵朴初和星云一样，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他强调：“大乘佛教，就是众生皆可成佛。”事实上，在海峡两岸，人类的佛教团体和寺院，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济、百林寺等，能够传播和普及佛法的，都属于真正的唯心主义。其中慈济的阎正大师，虽然皈依了尹顺的导师，也高度赞扬了尹顺的思想，但无论是从她《法华经》的开悟，还是从慈济所遵从的基本经典《无量义经》，她都属于如来藏体系。尤其是从中年女性参与慈济志工工作，成为慈济骨干后的“自我肯定”中，可以看到人的人生价值被认同的巨大潜力。

相对而言，尽管欧阳和鲁的理性主义是精致的，而阴顺的温和系统化倾向是彻底的，但他们对古代佛教的现代阐释也在佛教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启蒙教育”(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思想的传播仍仅限于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信仰天主教的人相似，但对天主教作为h

其次，星云用真实的理想主义诠释“自主”与“无私”、生死，体现了现代僧团的自由精神。《星云回忆录》中频繁出现“我”这个词。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总说我？”？其实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讲的是“无我”，意思是“无我”，旨在通过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来达到“自重”。因为说到底，人类离不开自然和生物。它们只能是自然和生物的一部分，终究无法主宰自然和其他生物。佛教的缘起论认为，“我”也是与“物”融为一体的，是由多种因素和条件聚合而成的，所以不能执着。“无我”就是没有自我。星云认为：“自人类文化开始以来，生命的起源一直困扰着无数思想家和哲学家。有的声称宇宙万物是由唯一的神创造的，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印度的梵天，伊斯兰教的安拉等。都把宇宙的源头归结为神化的第一个原因。也有人认为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有的认为没有理由，没机会凑合；也有人认为一切现象都是物质元素的组合。为了摆脱这些邪见，佛陀提出了“万法无我”的独特观点，并揭示了因果报应的生灭规律。所谓‘万法无我’，是宇宙无定的自性和本体，一切现象不过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当业力条件不满足时，分散就会被消除。如果能明白‘诸法无我’的道理，个人认为，我们就不会贪图世间的一切，买得起，放得下，就安心快乐了。就社会而言，如果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无我’的奇妙意义，那么就不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不会有坚持己见，处处为他人考虑，成全他人，社会就一定会幸福安宁。因此，无我意味着去除自我和自我。当小我被去除，小我就能显现。我是空的，真我可以在沉默中显露。”

星云的“真我”理论来源于大乘禅的“自性”思想。这里似乎存在着自主与“无我”的深层逻辑对立和张力。其实并不是这样。既然人类是自然生物世界的一部分，“自我”、“自我”或“自我欲望”其实都是自然生物本能在人类身上的体现。大乘佛教认为，这种“无始无明”是不可否认的，只能正确引导。星云认为：“‘众生持恒’原是华严经中普贤菩萨所立十愿之一，意思是菩萨要遵从众生的意愿，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因为众生的智慧是隐藏的，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贪婪必然会导致偏差。所以佛教一直把五欲视为烦恼之源。遵守众生的希望，然后引导他们行善，这种理想很难实现。比如一般人需要的是升官发财，有个儿孙满堂的家庭，而佛教认为‘黄金是毒蛇，金钱是罪恶’。孩子是讨债的。别人看到夫妻结合就说‘爱情苦啊！这是一次家庭聚会。讲家庭伦理，讲金钱，讲官位，太可怕了，让普通人不敢信佛。其实钱本身并不罪恶。如果用得好，钱往往是推动各项事业的净财富。爱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算是活力之源。我们世俗的欲望就像流水，可以灌溉乡村，也可以淹没房屋。但是，如果一味地堵住这股载舟、覆舟的欲望之流，恐怕会弄巧成拙。反而会被淹没。只有疏通，把人引向沟渠，才能收到水利的效益。所以，佛教现代化的基础是如何针对众生的需求，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他们。虽然拳头会伤人，但是在腰酸背痛的时候，拳头也是缓解疼痛的良药！其实，拳头本身并不善良也不邪恶。如果你持之以恒，它就会好；如果你为邪恶而持有它，它将是邪恶的。如何得善除恶，就看你能不能熟练运用了。"

所以智慧对可能不小心作恶的本能的引导就成了关键。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个体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后，如何用理性引导本能的普遍问题。东方民族刚刚走出中世纪，问题更加突出。

与星云相似，赵朴初也谈到了世间无私与自我无常的关系。但与星云从世界的本源强调无我与自性的内在统一，强调理性对欲望的引导不同，他更侧重于世界观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声明学佛、学菩萨应以世界历史的无常为前提。他说：“学佛的人，不但要发愿救众生，还要体察、体悟世间万物无常、无我。他们应该认识到，整个世界，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股不断发展的洪流，无常而无止境。没有人能阻挡这股汹涌的洪流，也没有人能把握住它。菩萨意识到，在这汹涌的无常浪潮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做各种恶，追求各种善，庄严地，快乐有情，他才能主宰自己，带领自己渡过生死，不被生死无常所压倒，依靠菩萨的六波罗蜜船，走出这无尽的苦海。”离开了，你就获得了极大的解脱和自由，无常转化为常态，苦转化为乐，无私转化为自纯，也就是真我。

真正的唯心主义在生死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同于“名利”的“灰烬与智慧”涅槃，即最高境界是能达到与生死相同的觉悟，即生死的精神超越体现了原始佛教的“无我”。星云说：“如果你能勤学佛法，摆脱生死灼灼的知识，你也能验证涅槃有觉悟的状态。”有了这个觉悟，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做了。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了精神上的超越，生命本身的力量就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自我意识理论。他还说：“在佛教里，人不能死。死的只是四假身和身，生命却是连续的。”当然，我们只能认为人的高尚精神会永存。这种信仰构成了星云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进取精神和人间佛教的支持，所以不怕牺牲，不怕奉献。赵朴初也说过，“要发扬‘人间佛教’的进取精神”。

这就通过如何摆脱生死从理论上解释了“无我”与涅槃的关系，为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正当性。

如果说，全球现代思潮的精神内核在于理性地引导本能，赋予生命自由，发挥生命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简单地压制。那么，赵朴初和星云也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佛教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相对容易调动佛教徒的积极性，发掘每个人生命的潜力，同时也容易巧妙地引导人的本能善恶。

不仅如此，赵朴初认为：“学佛的人，既要发愿救众生，又要体察知世间万物无常无我。”星云还主张通过大乘“愿心”的中介，在实践中实现“自主”与“无我”的统一。意愿是自觉的、独立的，谁也不能强迫，所以它与现代自由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有在自主的条件下，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也就是说，自由的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为什么在男权社会里“人人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霜降”，缺乏社会责任感？是因为大家都被绑在一起，无法独立。同时，只有出于自愿，个人才愿意做出牺牲和奉献，也就是“无我”。登上佛光山，处处可见生命本身有一股强大的向上的力量。无论是佛开朗的面容，实现理想的执着，开拓进取的性格等等。都源于生命本身的力量。星云佛法给出的指引，无非是从个人小我出发，带着它走向“大我”和“自性佛法”(最终应该达到“无我”)，发展所有人共同的悲智。从对“无常”和“苦”的真实认知出发，追求幸福、清净的理想，从而在境内外开展各种佛教事业。在中国古代，无论儒释道，都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倾向于极力压抑这种本能。但人间佛教把这种被压抑的潜能释放出来，并给予适当的引导，于是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星云的回忆录中，他的人生成就全靠“无私”，概括起来就是：“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学佛要学会吃亏”，“对自己进行革命”，“从善如流”，“先做牛做马，后做龙象”。另一方面，星云认为“佛教取决于我的信心”，“我是佛”。两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切都是我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换句话说，个人要有承担佛教使命的勇气；”当我尊重我的地位、名誉、利益等时，我不在乎。

最后，老和星云大师都强调了人间佛教带给世人的信心、希望和快乐。赵朴一直认为“成佛”就是“永远快乐清净”星云的解释更加明确，苦难本身并不是佛教的目的。佛教之所以讲苦，是为了进一步找到减少苦的方法。快乐不是在死后获得，而是在出生时快乐。“苦难是地球上的现实，但不是我们的目的。佛教的目的是解脱苦难，寻求幸福。”它给人欢乐，所以成为佛光山的承诺。

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强调人的自主性，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所谓的“真我”，倾向于狭隘的“利己”。这样，虽然个体的心灵已经“安定”了，但这种“安定”恰恰符合中国重男轻女的社会价值观应该引导的目的。自然“出家要像和尚”，宗法社会才会太平千年。真正的唯心主义说要超越，结果还是没能超越社会。在男权价值观的引导下，真正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即“烦恼即菩提”掩盖下的放纵深渊，如明末的狂禅。这是因为如来藏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它仍然保留着一个小领域的自我，自我，它的长处和短处都源于此。

而世界佛教继承了佛教的根本超越性，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实际上是印度种姓社会和中国宗法社会，佛教仍然主张不可分，那么现在的世界就是现代市民社会，佛教是不可分的。佛教在人间的超越性表现为对净土理想的不懈追求，对自由境界的探索和体验，以及参与社会改造与引导精神净化的结合。海峡两岸的佛教徒和宗教都继承了太虚的建立人间净土的思想。“净化世界，建设人间净土。”赵朴初还说“佛教在中国也有许多缺点和局限性”，提出要“克服历史赋予的污染和困难”。星云指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世界和平幸福的净土，却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净土上？为什么不实行现实国家的身心净化，而去追求未知的未来？”这与现代宗教在世界上的取向相似，强调来世和现世，但与中世纪各大宗教的取向不同，以逃避社会为目的。

第二，佛教在人间修行的多元性和互补性。

与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相对应的人类佛教的多样性还体现在，所有的寺院、寺院和宗教秩序都可以根据当地的宗教需要，继承历史遗迹的不同传统，适应从内地偏远山区到华侨聚居的高度现代化社区的不同社会生活，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特色。

在中国内地，河北百林寺在继承了徐云大师禅法的启蒙大师的带动下，深入挖掘当地林佶派的优良传统，发扬禅宗贴近生活的优点，借鉴各地禅宗现代化的经验，在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引下，发展出“生活禅”的特色。上海玉佛寺在继承应慈大师华严学术传统的真禅师的推动下，根据现代大都市的需要，在人间佛教的指导下，发展了华严菩萨和都市佛教的特色。与明山大师的思想和行动类似，很多寺院和居士林都继承了清教主义的传统。但在人间佛教的指导下，他们开始更注重内在的“理”而不是“相”。他们在保持“走向生活”希望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现实生活的意义。在香港，继承了地格大师天台宗佛法的觉光大师，也将天台宗与人间佛教融为一体。在台湾省，慈济基金会以慈善救济为主，菩萨道以慈悲为重，特色非常鲜明。从仪式、音乐、建筑等方面。也可以说它是在佛教原有精神的基础上，借鉴了基督教的现代形式而做了一些创新。法鼓山继承了汉传佛教的智慧，推行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禅修等方面，但其特色和成功在于文化和学术。

八十年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是“一瞬间”，但现在即使是一瞬间，人们的思想和念头也从未停止，上升，上升，下降，以至于变得消沉，又死灰复燃。目前全球现代思潮正在受到其他思潮的质疑和冲击，那么20世纪引领中国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潮是否有即将衰落和沉沦的迹象？

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也就是说肯定中有否定的因素。随着现代社会弊端的出现，一些现代思想已经过时了。虽然内地依然高举人间佛教的大旗，但举办人间佛教各项社会事业的资源越来越丰富。然而，太虚这位始终不渝的弟子，以及站在这面旗帜下的第一、二代追随者，都已去世或年老体衰。而新一代真的了解和理解前辈的野心和慈悲吗？毋庸置疑，继承前人思想和事业的人很多，但他们是像赵朴初所说的那样停留在口头上，还是发自内心地全心全意支持和推动发展和实践？表面上是为了推动发展，但私下里，还是为了思想上的迷茫甚至动摇？在台湾省，星云虽然老了，但是佛光山的事业还会继续，毫无疑问，其海外发展空间广阔。然而，佛光山就像一个大家庭。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虽然仍统一在师父名下，但近八年来，台湾省民生凋敝带来的经济压力、宗教与教派激烈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个特殊佛教家庭老龄化带来的照顾压力、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多元化(男心、智与永恒……世代、女善、顺从、顺从)带来的代际冲突。至于束缚慈济的瓶颈，恐怕是旧的“圣贤之德”标准太高，让人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根据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塔克的“位置”理论，宗教承诺度较高的慈济邪教属于“高紧张群体”，拥有自己可观的“市场份额”，但这种道德门槛过高，终究会降低慈济的吸引力和亲近感。严法师虽然年老体衰，但是法鼓山的后劲还算不错，积累了不少时间，后来居上。然而，台湾省的意识形态之争、民族对立和经济停滞造成了资源的萎缩，制约着达摩鼓山大规模佛教大学的进一步建设。这种困境是台湾省中小寺院长期面临的，大山头恐怕终究绕不过去。

另一方面，人间佛教思潮深入人心的同时，正遭受复古或固守宗法社会模式的传统主义和不满现代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夹击。在内地，佛教传统主义(不同于某些肯定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根深蒂固，因为至少到明清时期，它已经与中国近千年的宗法制度融为一体，变得僵化，社会上的人误以为这种“看破红尘”、逃避社会的所谓佛教是佛教的唯一形态。虽然它的社会基础，也就是男权社会已经瓦解或者正在瓦解，但是几千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模式，是不容易被一次或者多次的冲击打破的。更何况，在偏远地区和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格局还有生存空间。在台湾省以陆续迁入的大陆移民为主，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佛教传统主义较弱。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宗教需求是多元的，所以这种格局在海峡两岸都会保留下来。同时，在大陆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之后，传统中一些在现代社会仍然鲜活的合理内涵被否定，甚至连在反思传统缺陷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大乘优良传统的俗世佛教也被否定。结果世人对俗世佛教一无所知，或者只知道它的口号。同期在台湾省，人间佛教通过慈航、音顺、星云、东初等法师的传承，影响逐渐扩大。在内地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虽然整个佛教界都存在着老少不接的问题，但太虚门那些原本幼弱只留在大中城市的僧尼就更为稀少和年长，很少传弟子和学生。80后在佛学院培养的年轻僧伽，只是通过读书看报来了解世界佛教，对此有很多隔阂。尽管赵朴初倡导人间佛教，但实际上追随者寥寥无几。在内地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现有的佛教模式只能是完全传统的。由于人们实际上对人间佛教并不了解，大部分修复后的寺院并不能改变明清时期的佛教模式，充其量只是高唱人间佛教的口号，以此作为挡箭牌，对抗社会上人们对佛教作为封建迷信的批判。这种情况造成了要么全盘否定传统，要么全盘恢复传统的尴尬。而真正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有选择地继承传统，创造性地改造传统的人间佛教，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所以，反对现代思想和人间佛教的传统主义，看似与完全反对传统的激进主义相反，殊途同归。我们承认，如果当地的社会生活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明清时期的佛教模式将会得到更多的保留。但总的来说，传统主义只是反映了历史的遗迹，其党羽对人间佛教的批判和排斥只是反映了历史的惯性。明清佛教模式的恢复，只是填补了信仰领域的空白。只要社会在变化，宗教实践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多种宗教并存，明清佛教模式很难在竞争中不变。迄今为止，虽然佛教传统主义的趋势相当强硬，但由于其相对消极，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很难取代佛教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后现代主义是外来的思潮，是对现代思潮的反思和解构。在西方学术界，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等等，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体系和应用范式。在宗教界，新教派受其启发，而原教旨主义则因不满现代思潮而与之产生共鸣。这些影响也存在于中国台湾省的佛教界。在内地，这种思潮对int有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高度复杂，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宗教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从依附于“家庭”和家族，变成了独立自由的个体，不需要中介，直接构成社会细胞。这样的原子个体在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更加孤立，宗教需求会更加强化和迫切。显然，各大宗教和民间信仰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虽然佛教界还没有出现可以对世界佛教思潮构成强烈挑战或取而代之的趋势，但宗教界并非如此。而且，根据抽样调查和估算，2006年，虽然中国有一半的信教群众是佛教徒，但其他信教群众的数量增长更快。如果简单被动地维持现状，佛教面临的形势将是严峻的。在世俗功利面前，人间佛教的走向也出现了萧条的迹象。就像一百年前，韦伯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对新教说：“虽然宗教的形式还保留着，但宗教的精神正在飞走”，最后被功利的世俗精神所取代。这种预判虽然是建立在一神教的“世俗”与“神圣”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但却有其自身的问题。所谓的宗教世俗化，也被证据证明是假的。但我们同意，越是现代的宗教，越应该警惕功利主义的侵蚀。否则就会失去宗教超越社会的特性。在台湾省，人间佛教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这个问题更需要关注。但在内地，由于对人间佛教的原始认知不清，修行刚刚起步，所以所谓的“世俗化”很混乱。太虚主张朴老宣扬的人间佛教思想趋于淡化。

总之，如果认同人间佛教价值取向的寺院和教团能够继续深刻反思现状，具有高度的远见卓识，积极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那么在21世纪，人间佛教的潮流应该会像20世纪一样继续引领佛教向上。